引言

香港滋根基金會於1998年委託貴州省社科院民族學院5位研究員對黔西北大方縣菠蘿嘎寨進行一次深入的調查，目的是探討在這裏開發新試點的可能性。此次調查涉及該地的背景、苗族社會和生活概況、教育發展和婦女健康方面的情況，極具參考價值。本會將在會訊中連續三期刊登，以期深入了解當地情況及發展相關的資助項目。

第一部份：大方縣概況
第二部份：大方縣的教育情況
第三部份：大方縣的婦女生育情況
第四部份：有關的資助項目

第一部份：大方縣概況

大方縣概況

大方縣是中國貴州省西北的一個縣份，全縣面積3500.75平方公里，人口83.83萬人，境內平均海拔1650米，最高處達2325米，最低處為708.8米，屬於典型的中山高原地區。由於烏江及其支流溯源切割結果，境內溝壑縱橫，地表崎嶇，僅未受切割之處尚殘存有平緩的高原台面。加之，當地山體多為石灰岩，溶蝕現象嚴重，屬於典型喀斯特地帶。地表土層磽簿，土壤貧瘠，地下溶洞遍佈，致使長年缺水，尤以河谷切割地帶為甚。該縣氣候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年平均雨量為1200毫米，1月平均氣溫零下1度，七月平均氣溫21度。但雨量的波動值大，旱災、冰雹、霜凍及災害性天氣頻繁，對農業生產有較大的不利影響。由於氣溫偏低，地表缺水，目前該縣主要依賴旱地農作為生，在中國屬於極貧困縣。

該縣在歷史上屬於純粹的少數民族地區，古代彝族是當地的主體民族，彝族地方勢力從紀元初開始就一直統治著該地。十三世紀末，元朝政府開始明確委任彝族地方勢力代理中央王朝統轄該地，這個地方勢力在漢文獻中稱為水西（亦奚不薛）。這種代理統治制度，漢文獻中稱為土司制度。水西安氏土司元明兩代近四百年間一直受委為宣慰使，其統治結束於十七世紀末葉的清代初年。不過安氏宣慰使雖被罷廢，但其基層各級土目卻一直被保存下來，個別土目的實際統治權沿襲到民國年間。苗族是該縣另一個人口眾多的少數民族，在水西安氏統治期間，他們一直處於被奴役狀況，充當彝族統治者的農奴和奴隸。彝族土司土目被罷廢後，又成為新列漢族地主的雇農和佃農，社會地位低下，經濟貧困，直到建國後才實現與其他民族一樣的政治地位平等。境內還有布依族，早年社會地位與苗族相當，但經濟較為優裕。此外，該縣還有少數仡佬族，基本情況與苗族相同。

目前該縣的主體民族是漢族，人數佔全縣總人口的64％。鑑於漢族定居的背景和年代不同，該縣漢族大致可以分三個集團。其一是蔡家；其二是穿青；其三是新漢人。蔡家定居於該縣為時最早，是早年私有投附彝族地方勢力的蔭庇戶，故元代以前漢文獻沒有對立記載，直到土司制度確立後才間接提及他們的存在。由於他們與彝族土司關係密切，當時的漢文獻也將他們視為少數民族。穿青來源於元明兩代在貴州的屯軍。當時的屯軍不堪嚴刑峻法的管束，私自逃入彝族統治區，接受彝族地方勢力庇護者或為漢文獻所稱的穿青人。同樣因為他們與彝族的關係密切，在改土歸流時也將他們視為少數民族。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至今，穿青人自稱為“殺天苗”。目前在大方縣及毗鄰各縣中，他們仍享受少數民族待遇。新漢人是改土歸流過程中及其以後陸續定居該縣的漢族移民。最早的定居者大多為改土歸流中的立功將士。根據改土歸流時的有關法令，立功將士依其功勞的大小，可以分到大小不等的彝族土司牧地作為產業。改土歸流後又有不少由民間遷入的漢族移民，定居該縣。這些新到的漢移民，儘管定居的時間不長，但因與內地漢族關係密切，又受到歷代政府的關照，在該縣的政治經濟地位都較為優越。

本報告申請援助對象為該縣的苗族。該縣苗族極端貧困，貧困的原因十分複雜，只有針對這些原因作統籌考慮後才能收到較好的輔助效果。就全縣整體經濟結構而言，該縣屬於非宜農地區，歷史上有彝族代理中央王朝統治期間，該地是一個以畜牧為主的經濟結構，改土歸流後歷代中央政權出於農業體制的需要，不僅鼓勵漢族移民按農業體制經營該地本地資源，抑制畜牧業生產，同時也鼓勵、誘導，甚至強令各少數民族棄畜從農。由於現行生產體制與當地自然地理狀況不相容，因而生產投入相當的情況下，收入恆低於內地漢族農業區，這乃是全縣貧困化的全局性成因。就苗族而言，還受到下述三個方面原因的制約，從而加劇了貧困的程度。一是苗族長期以來社會地位低下，對資源的利用一直處於被剝奪的狀況。土司制度未廢以前，他們只能利用彝族土司閑置的牧地，或者根本不堪利用的荒地從事最粗放的農牧作業維持生計。彝族土司置廢後，仍未獲得穩定的土地使用權，僅靠其他民族廢置不堪利用的土地為生。為此他們長期以來被迫遷徙不定。今天雖然取得政治待遇上的平等，但因歷史的原因他們居住區的土地資源，屬於該縣最貧瘠的地段，約束了苗族經濟的發展。二是由於苗族歷來政治地位低下，因為失去受教育的均等機會，同時未能與其他民族保持平等交往的關係。這就造成了苗族整體文化素質的低下，對外處於半封閉的狀態，生產、生活長期沿襲粗放的作業方式，至使與其他民族的經濟差異日趨擴大，成為該縣最貧困的居民集團。三是苗族的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為一種以刀耕火種為主的輔以粗放畜牧和狩獵採集的混合經濟。這種生存方式是長期歷史地位低下的延伸結果，又與現代的經濟生活方式相衝突，因而簡單的技術引進或資金扶助不足以改變其經濟落後狀況。

選擇大方苗族作為幫扶對象具有三重意義：其一該地苗族長期處於社會低層，目前的赤貧狀況是歷史延伸的結果，具體表現為對外界處於半封閉狀態，外界的發展前進難於帶動當地同步發展。該地苗族極需外部給予直接幫扶，以期展拓他們的視野，幫助他們了解外部世界的情況，促成他們在現代世界中進行自我定位，為他們自己和類似的群眾找到與現代社會接軌的辦法，若此次申請成功將具有較大的推廣價值。苗族與當地各民族的關係，在長期的歷史延續中，已高度的定型化，儘管當地政府和其他民族也伸出過援助的手，但因歷史觀念的延續和民族間地位的定型，這樣的幫扶難於選中幫扶的角度，也難於刺激苗族的發展，也難於取得苗族的信任和協作，在這樣的背景下，外界的幫扶力量，只需付出較小的力量就可取得顯著的成效，並能與他們達成較愉快的協作。還應當看到要使當地苗族自我更新，經濟力量的扶助僅是一種載體，真正的幫助關鍵是在於引導他們的觀念和思維取向調適於現代社會。由於對當地苗族造成思想震動這一需要出發，外部援助機構介入當地苗族社區，為當地苗族社區輸入外地信息更加有利於苗族社區的社會調整，有利於他們重塑自我，帶動整個社區的發展。

第二，如上文的介紹該縣的貧困具有其特異性，主要表現為時下的經濟生活結構與當地的客觀資源配置不相適應，改變其落後經濟面貌決定性的措施不在於具體的輸入資金和單項技術，而在於引導他們針對資源結構進行經濟生活方式的調整。完成這樣的調整對當地苗族具有特殊的意義，一方面苗族是當地的世居民族，對當地的自然資源特性具有較為豐富的感性認識和經驗，促成他們調適成功，人文基礎較好；另一方面苗族處於赤貧狀況自身有強烈的調整願望，只需輸入較小的外力推動就有可能啟動他們自發調整的連鎖反應，容易收到預期的效果；再一方面當地苗族在本世紀中已經自發地作出多次自我調整，這些調整有部分已擊中當地落後生產的要害。舉例說當地苗族的男性居民，目前大多介入牲畜的商業貿易，這是當地苗族早年沒有的現象，而介入牲畜的交易在當地的資源配置下是有前途的經濟活動。如果誘導得法，使他們能針對當地資源形成外向型的牲畜經濟，那麼不僅對苗族的發展產生直接效益，也會促成其他民族作出相應的反映，因此，幫扶苗族在當地是一個理想的切入點。又如當地苗族在農事生產中重視林木的培植，這種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生態產業意識，在該縣其他民族中較為淡漠，以苗族為幫扶對象容易實現傳統作法和現代經濟生活的合拍，也容易取得幫扶對象的接納和共鳴，幫扶操作容易實施。三，該縣苗族的歷史和現狀不僅在貴州而且在整個西南地區乃至東南亞都具有代表性，與該縣苗族的歷史過程和目前的境遇，在整個苗族西部支系中具有很高的同一性，而且整個西部苗族的民間渠道的聯繫十分頻繁，但受到了內部姻親集團間的界分障礙，只要我們的幫扶工作有利於突破這一障礙，就會導致整個西部苗族支系內部調整更新形成連鎖反應，一個點的幫扶會形成牽聯性的效益。鑑於政府渠道和當地其他民族幫扶難於切入苗族社區內部，這乃是當前苗族經濟難改觀的原因之所在。外界幫扶若能切入苗族社會內部這一思路考慮，使幫扶成效成為看得見的目標，上述障礙就有可能得克服，滾雪球預期效應就可望企及。

該縣苗族，實質上同屬苗族西部支系。但目前的官方材料卻認為苗族有8個支系，這是因為官方材料的編輯者不了解當地苗族文化結構所致，他們誤將服飾的區別以及婚姻的界緣作為支系界分的標準。經調整官方材料所稱的紅線苗、小西苗、白苗、六寨苗、雅雀苗等等偽支系名，實質上這些人們集團之間儘管通話上存在土語差異，但內部直接通話是可以實現的。這些偽支系名稱純粹是歷史上彝族各級土司土目蔭庇戶延伸的結果。比如：水西苗是水西最高統治階層直接控制的苗族蔭庇戶，白苗則是白彝族直接蔭庇戶。只要從促成苗族內部溝通這一思路出發，不管對那一部分苗族實施幫扶就可能實現該縣苗族的牽連性受益。

經過調查，我們認定當地的所稱鴉雀苗作為首期幫扶對象最有利於實現既定的目標，具體選點為該縣貓場鎮永樂村波蘿嘎寨。該寨位於大方縣西南角和油菜河流域，位置緊鄰納雍縣，該寨由溝邊、街上、岩腳三個自然村結成，全寨總戶數為105戶，除個別戶為川青人外，可以視為純苗族村寨，全寨處於一條山溝內。由於地下溶洞較多，溝內並無常年地面徑流，僅有一道季節性泉水作人畜飲用水源，該地在歷史上處於彝族控制地邊緣，長期處於封閉延續狀況，極需從外界置入新的觀念和新的扶助力量，以期突破相對穩定的狀況。

當地苗族為該縣習稱的鴉雀苗又稱白苗，歷史上是白彝集團農奴，長期處於社會底層。彝族地方勢力崩潰後，人生依附關係雖被解除，但因生存環境的相對封閉，經濟生活滯後狀態，與外界聯繫十分貧乏，致使當地苗族至今還基本沿襲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耕作制度上屬於刀耕火種類型，畜牧作業粗放，人均收入不足300元，即除了基本口糧和燃料外，每年個人動用的流動現金不足30元。當地苗族的家庭婚姻一直延續數百年前的歷史傳統，通婚圈僅限於苗族服飾相同的集團內，近親通婚現象十分嚴重，婦幼保健一直遵循古代傳統，如婦女生育是自己接生，婦科疾病的發病率高，嬰兒的死亡率高，構成了幫扶工作的一個突出需求面。當地苗族由於歷史的關係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偏少，致使目前該寨僅有兩名高中畢業生和十幾名初中畢業生，成年人文盲比例超過半數。該地只有一座鄉村小學，但設備簡陋，師資不全，學生入學率低，出於突破思想封閉的需要，完善和擴大當地的教育設施勢在必然。這就構成了當地另一個極需幫扶的另一個側面。該寨苗族眼前的經濟生活方式與當地自然資源配置不相適應。根據當地的自然資源狀況發展以畜牧牽頭的農林畜混合經濟較為理想，但目前在這方面既缺乏長遠規劃和有力的引導，又缺乏相關技術技能的引進，這就構成了當地極需幫扶的第三個側面。綜合上述三個方面的需要，我們基本的幫扶思路應當是，作力調整現有的教學結構，憑借已有的教學設施基礎以完整教學設施為輔助手段，作為引導該地的教育工作走上區域化民族化需求的道路。在現有的教學規劃中引進當地極需的衛生教育，畜牧獸醫教育、商貿教育、民族傳統文化教育等內容。它在為當地培訓初級的醫務人員，畜牧獸醫人員和兼職的商貿人員，並鋪墊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基礎。我們堅信上述四項內容一旦插入學校，就可以帶來誘發當地社會性與外部世界進行調適的機制，當地社會的預演化就有可能走上自我更新自我調適的道路。而該項教學實施造就人員基礎和社會觀念能夠將此項調適長期地持續下去，確保幫扶成效具有可延續性和可展拓性。

實施這一幫扶規劃需要具備三個前提，一是要有一批樂於獻身的工作人員，包括執行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人文學者；二是需要幫扶操作備有較大的自主性，能根據當地的實際需要貫徹各項幫扶措施，否則的話，當地其他社會其他勢力的影響會擾亂幫扶計劃的幫扶實施；三是由於幫扶計劃主要在幫扶對象自我更新，因而確保當地苗族社會理解並真心樂於合作是整個規劃成敗的關鍵，為此應當考慮在幫扶事項的實施過程中確保當地的群眾具有選擇接受權，參與決定權才是關鍵。只有在他們真心的合作下，此項規劃才可實現預期的目標。

第二部分：大方縣的教育情況

大方縣貓場鎮永久村菠蘿嘎苗寨，分菠蘿嘎、小街、岩腳三個村民組，共106戶，500多人。除龍姓、石姓13戶是待識別民族穿青人外，其餘都是苗族。永久村是目前全縣39個貧困村之一，菠蘿嘎苗寨更是貧困村中的極貧寨。其貧困的根本原因，是文化教育極其落後。

解放至今近50年，全寨只有小街組的龍尚福於1985年考上畢節師範。他是穿青人，現在大彎小學任教。除龍尚福外，再沒有有考上中師、中專或技校，更沒有人考上大學。全寨高中畢業生只有兩人，都是男的，一個叫彭文新、一個叫彭國祥。彭文新現任理化鄉鄉長，彭國祥在家務農。女的最高文化程度是小學。穿青人龍尚芬是第一個上學的女生，她小學畢業後在家務農，1972年參加修湘黔鐵路回來後，安排在貓場供銷社工作，她是菠蘿嘎苗寨參加工作的唯一女性。

由於菠蘿嘎苗寨是永久村最大的寨子，因而永久小學也就建在這裏。永久小學一所民辦小學，建於1958年，困難時期停辦，1977年重建。現有教師5人，其中民辦教師1人，民辦代課教師2人，苗漢雙語教師2人；高中文化程度2人，初中文化程度3人。全校學生共181人，其中漢語班一年級45人，二年級25人，三年級25人，四年級25人，五年級25人，六年級15人，一年級苗漢雙語班21人。

據《大方教育年鑑》統計，全縣1994-1996年的普及教育，入學率、鞏固率、畢業率、普及率都在95%以上，而且逐年上升。在永久村，這機率與全縣情況相比，差距很大，菠蘿嘎苗寨就更加嚴重。1997年，全村學齡兒童285人，已入學的只有139人，入學率僅為48.8%。在全村未入學的146名兒童中，菠蘿嘎苗寨就有80名，佔54%，其中2/3是女兒童。其他機率，鞏固率為59.9%，畢業率為45.5%，普及率為66.9%。

菠蘿嘎苗寨學齡兒童入學率低，輟學率高，主要原因是村民生活貧困，交不起學習費用。儘管永久小學各年級學生每人每學期只交納35元(包括書費、雜費、作業本費、鉛筆費等各種費用，課本只買語文、數學和思想品德三種)，但多數學生仍然交不起。1997年3月4日至6日，縣政法委幹部到永久村調查，永久小學原有的144名學生只有122人報了名，又有22人因為家庭困難而輟學。而已報名的122人中，只有4人交清了費用。在菠蘿嘎苗寨裏，孤兒就有好幾個，貧困生就更多。例如二年級學生馬國林在其父死後，靠叔叔給他交費讀書，他的哥哥只讀完一年級就輟學在家，現已十一、二歲，他的妹妹已到入學年齡，因交不起費用而未能入學。四年級學生吳慧從前年起就交不起學習費用，她的四個弟妹都不讀書。縣政法委幹部在永久村扶貧一年多來，幫扶了50名貧困生，每個學期給每個學生資助40元，但是，永久小學貧困生不止50名，就是這50名貧困生，他們也未必能長期幫扶下去。

永久小學的辦學條件極差。全校沒有一幅教學掛圖，更談不上其他圖書資料；全校僅有一把圓規，這把圓規還是幾年前一位教師自費買來的，更談不上其他儀器設備。更為嚴重的問題是校舍緊缺，教室不夠用。漢語班六個年級只有三個教室，而且門窗早已破爛不堪。這樣，只好兩個年級共用一個教室，實行複式教學。漢語班的教室很小，不過能容納十幾、二十名學生。菠蘿嘎苗寨雖有十幾戶穿青人雜居，但三分之一左右的苗族兒童仍聽不懂漢話。要讓不懂漢話的苗族兒童都進雙語班，必須換一間大教室。為此，或在原小平房的基礎上加修一層，或另修一棟教學樓，增加四個教室，這是永久小學的當務之急。

永久小學漢語班六個年級只有三個教師，教師教學任務過重，難以提高教學質量，至少還應增派三名教師。現有的五位教師，工資都很低。校長龍叢鼎是民辦教師，工齡已逾30年，工資僅70多元；縣民宗局聘請的兩位苗漢雙語教師彭文昌和黃世明，月工資50元也並不多；民辦代課教師石朝倫和朱孟銀，月工資30元就更少得可憐。如有可能，應適當改善他們的工資待遇。

總之，菠蘿嘎苗寨文化教育極其落後，存在的問題很多。要改變教育落後的現狀，必須大力發展經濟，改善辦學條件，破除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堅持開展並努力搞好苗漢雙語教學。

第三部份：大方縣婦女生育健康情況

根據調查，菠蘿嘎村婦女的婚姻、生育都沿襲舊的傳統習慣。懷孕期：沒有到上級醫院或鄉衛生院作過產檢，原因是以為孩子好好的，不知道要檢查，或不習慣、不好意思。小部分人知道有保健員但卻說村級保健員年輕，怕被洩露懷孕幾次，有幾個小孩，即被抓去作結紮或上環手術，從而斷她們生男孩子的夢。生男孩子是她們一生中最高興的事，而沒有男孩子是她們一生中最不高興的事。分娩期：在分娩時，她們都是在家中蹲在地上，將胎兒生於地上，然後請家族中的長輩指點，自己將新生兒與胎盤連結的臍帶用未消毒的器械，如剪刀、碗片等斷臍，有的甚至用自己的牙將臍帶咬斷，留有7寸左右，用棉線將臍帶結紮(或不結紮)，盤於新生兒臍部周圍，用布料包住新生兒即可。臍帶何時脫落也不知道，在月子中(即產褥期中)，如能得到丈夫的幫助，有條件的不做重活，如背水、挑糞等重體力勞動，滿月後再從事一般體力勞動。在生第一個孩子時，所有的雞、蛋、肉等營養食物都是自己母親家中(即娘家)拿來。生二孩以上時，家中有甚麼就吃甚麼。如在訪談中問到29歲的苗族婦女姚俊芳時，她就談到自己和丈夫周起原(苗族，27歲，小學畢業，現外出打工三年多)，是姑表乾親，老人包辦，生有3個男孩，懷孕期從未檢查過，也不知道要做檢查，也從未聽說過要做檢查，及分娩時要請新法接生人員接生，並說她們祖輩都是這樣過來的。在家中生孩子，蹲在地上，生後自己用牙給兒斷臍帶，臍帶留7寸，盤在肚皮上，未用任何布料包紮，小孩臍帶何時脫落也不知道，在月子中一般都能得到丈夫的幫助。馬毛勤，苗族婦女，21歲，和丈夫也是姑表乾親，生有1孩，懷孕期間從未作產前檢查，孩子在家中生在地上，因為認為很髒，不能在床上生。新生兒臍部是用未消毒的剪刀剪斷，留有7寸打結，盤於新生兒臍部，未用任何布料包紮。產褥期(月子中)所吃的是在自己後家(即父母家)背來，有雞、蛋、肉及新生兒用品，且丈夫能盡量幫助自己做家務，待孩子自己滿月後再下地勞動。

婦科病：在調查訪談的苗族婦女中，大多數反映她們有下身痒、白帶多、臭、外陰濕疹、腰酸背疼、兒窩脫出(即子宮脫出陰道口外)等難以向外人訴說的疾病，且從未到醫院診治。原因：1.無錢；2.認為下身痒是月子中到地中栽辣椒而引起，也認為是婦女特有的；3.不好意思。她們就沒有考慮或想到是因為自己的衛生不良習慣所致。有的婦女，因勞累出汗，回家後用少量的“開水”倒入洗腳﹑擦擦身上，或洗臀部、會陰部，從而導致大量的細菌進入生殖器，進而引起外源性感染。在產褥期中性生活不節，衛生習慣不良，過早幹背擔等重活，而引起盆腔炎、子宮脫垂等婦科疾患。

所調查的三個自然村民小組，是建立了醫療網絡的，即農村三級保健網絡中的自然村，但是，由於我們縣是貧困縣，縣財政無法按時支付該地衛生人員工資，所以導致保健網絡失去聯繫。加之所調查村是邊遠、貧窮的苗族村寨，她們的婦女生育狀況，生育條件就根本得不到改變或變化不大。原因是，少數民族生育習俗的影響，文化落後，婦女受教育程度基本上是零，經濟極為貧困，交通不發達，舊生育觀念的影響，生活飲水極為困難，生育保健知識宣傳力度不夠，措施不得力，公共衛生環境意識相當差，缺乏衛生保健知識，不理解健康二字的含義等。

對策：大力開展生育健康知識的宣傳，加強教育，提高升學率，提高女孩升學率，送醫送藥上門服務，開展婦科病的普查普治，逐步將婦科病預防和生理衛生知識、生育保健知識、科技知識、經商意識等，宣傳給每一位婦女。

第四部份：需求評估及項目建議

(一) 需求評估

1. 缺糧缺錢：菠蘿嘎寨位於高原平台向河谷傾斜陡坡上，土層薄，滲水，乾旱，人均土地不到一畝，沒有整塊的土地，全靠人挖。沒有水田，耕種旱地作物，食品以包穀為主，輔以土豆、蕎子、燕麥等。畝產糧食200斤左右。主食一年只夠吃兩個月，其餘靠雜糧補充以及外出打工掙錢購糧。以一戶中等水平和一戶貧困戶家庭情況予以說明：

例一，被訪人，熊祖芬，女，28歲，三年級文化程度，苗族。丈夫楊興發，30歲，文盲。兩個孩子，一女(7歲)一男(4歲)。中等家庭。每年撒半升包穀籽，收入七、八百斤包穀，種升把蕎子和部分土豆。無牛，餵一頭小豬，一隻母雞帶一窩小雞。糧食只夠吃到五月份。缺糧月份靠外出包活幹掙錢買糧，通常到貓場漢族農民家去薅包穀、背糞、栽包穀。農忙時一天可得七元，農閑時一天可得六元。有時夫婦都去包活幹，有時去一人。孩子請老人幫帶。妻子出門幫工比丈夫多，丈夫出門不好意思。婦女們相約一幫一幫一起外出。但一年裏能找到活幹的時間不多。一年裏只有年節才吃肉，有幾年不殺過年豬了。

例二，被訪人：周啟友，男，48歲，三年級文化，苗族，五口人。妻子馬珍秀，49歲，苗族，文盲。三個孩子三男一女，分別15歲、13歲、11歲。三個孩子都不讀書。最貧困戶。

撒半斤包穀種，一年包穀只收得400多斤。無肥料、低產。無牛、無豬，只有2隻雞。種有土豆，收入一千多斤。早已缺糧，種子都用來煮稀飯吃了，輔以土豆。

周啟友有病，頭昏，天天在家，不能幹活，不敢出門，這是成為最貧困戶的主要原因。

村幹部反映，該村60-70%人家戶沒有牛，沒有豬，土地貧瘠，糧食增產靠底肥。沒有圈肥糧食難增產。如有牲畜，保證底肥，能保證糧食增產。農戶買肥料買牲口只有貸款。貸款是向鄉村儲金會(私人)貸款，利息按月算，100元的月息為3元。學校學生入學率低，無錢交學費是原因之一。

2. 缺水：菠蘿嘎寨附近有兩口水井，但因附近很多村寨人畜飲水也都靠這兩口井，因而水源供不應求，大家都到那兩口井來搶水。村民們通宵達旦到水井邊排隊。缺水，給農民帶來很大困難。

3. 缺燃料：菠蘿嘎寨以煤為燃料，一家人一年燒煤約2000斤。他們通常自家聯繫煤洞挖，挖了不要工錢，挖得與老板對半分。如挖得少，要自己背回來。如挖得多，用一半來開車費。如有錢，可買煤，也可開車費。一拖拉機可拉5000斤，用30元運費。燃料也是一項很重的經濟負擔。

4. 校舍不夠：菠蘿寨孩子入學率低，除了經濟因素以外，還因校舍不夠。如果孩子們都上學，學校裝不下。

5. 婦科病普遍：菠蘿嘎婦女在家庭裏，一般尚能作主和受尊重，但她們勞動負擔比男人重。背水、背煤、打工(近處以婦女為主，遠處以男人為主，有不少男子到沿海一帶打工)生產勞作等婦女與男人同樣承擔，但婦女還承擔家務勞動和養育孩子。因缺水，給婦女自我衛生帶來困難。大部分已婚婦女患有婦科病。當地有一習慣對婦女不利，因而也影響計劃生育，造成重男輕女。該習慣不允許婦女爬樓，甚至於不允許摸。這使得很多家庭一定要生育男孩，其動機就是生養一個可以爬樓的人。有一婦女丈夫外出打工兩年多，她家放糧取糧都只好請外人幫忙。

根據菠蘿嘎的困難需求，可歸納為經濟、教育、婦幼保健三類。水困難的問題，當地鎮政府已承諾解決(用水池儲水法)。燃料困難也只有依賴經濟的發展。

(二) 項目建議

就目前困難排序，建議優先考慮以下項目：

第一期項目：

1. 補充校舍：菠蘿嘎系永久村完小所在地，已建有一層的校舍，可在上面再加一層，可解決校舍問題。此項目另見專項報告。

2. 婦科檢查：鑑於菠蘿嘎多數已婚婦女婦科病普遍，建議作一次常規婦檢，作常規治療，並在項目的實施過程中進行生育健康知識宣傳教育。此項目另見專項報告。

第二期項目：

1. 資助特困兒童及女童入學：菠蘿嘎兒童尤其是女童入學率極低。待校舍建好後，可考慮資助特困兒童及女兒童入學。

2. 小額信貸：菠蘿嘎草源豐富，適宜於發展畜牧業，而且餵養牲畜，能積肥作庄稼底肥，促進糧食高產，形成良性循環。當地有高利貸，有信貸基礎。因而若幫助當地發展經濟，可採用小額信貸形式，以保證農戶從餵養牲畜起步，達到緩解糧食和經濟困難的目的。此項目可參照孟加拉鄉村銀行小額信貸經驗，通過項目對農戶的能力提高有幫助，並能持續發展。